聯合報／記者羅嘉薇／台北報導
十八年前以「悲情城市」一片挑戰二二八禁忌的導演侯孝賢，用清淡的口吻重複了好多個「很難」、「不容易」，來說明二二八雖已一甲子，但超越悲情的時間點仍未到來。台灣社會尋求真相與和解的鑰匙，還被政治人物扣在手裡。
「目前的時間點很不好，明年是總統大選，現在談轉型正義，很容易被政治人物當成工具。」侯孝賢三年前與文化界人士組成族群平等聯盟並擔任召集人，呼籲政黨停止操弄族群議題，可是今年，族盟選擇沉默，「沒有用，沒人聽你的。」
「悲情城市」奪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侯孝賢當年卻落得兩面不是人，「大陸和外省朋友當我是台獨，主張台獨的還是把我當外省族群。」後來成立族盟，一邊有獨派罵他假中立，另一邊，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邀請他列名不分區立委。
總有人想把他歸類或收編。這些經驗，讓他更清楚台灣現今藍綠板塊結構之頑固
，根本是動不得的。
「二二八發生了什麼，越來越清楚，問題是拿來怎麼用。」侯孝賢認為，真相的揭露是第一步，和解與消弭仇恨，才是面對二二八應有的態度和高度。
族盟年前舉辦尾牙，侯孝賢說，與會的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到，處理族群問題，全人類歷史上累積了非常多經驗，也出現一些可以依循的原則，那就是要以結果論而非動機論來決定處理的方向；不管動機如何良善，若結果是擴大最大族群的優勢，進一步擠壓弱勢族群，那只會增加新的仇恨。這個觀點，侯孝賢覺得很有意思，值得深思。
藍綠激烈對抗下的台灣，或許沒有冷靜反省的條件，但侯孝賢是冷靜的。拍「悲情城市」的他，想呈現的是反抗和人的尊嚴，而現在，他更清楚看到政治如何扭曲人，「為什麼要照著他們的想法走？連反抗都被他們所驅動？」
於是他有更多想拍的題材。紀錄片、劇情片，長的、短的，剖面的、橫切的，他要回歸到導演的位置上，用一身功夫，從各個角度，由人的故事出發，為二二八和台灣歷史拼圖，「電影無法承載釐清真相的任務，但是它能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各種族群裡，都有好人和壞人。」
六十年後，真相仍被政治綁架，但侯孝賢相信，人民可以在各個位置上以各種形式自己立法；唯有如此，政客的撕裂才會停止，歷史的恩怨才能沉澱。
【2007/02/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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