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遷台後民用航空史上第一次劫機行動

轉載自:天鵝悲歌
資深廣播人崔小萍的天堂與煉獄

黑色影展

這篇報導名為「社會切片」，是《世界週刊》上頭的，我想它是屬於台灣聯合報系。署名王立楨撰文。核挑般大的字，是大標題：台灣民用航空史上，第一次劫機行動。

一九六四年的墜機事件，台灣當局始終沒向社會報告墜機原因，而且否認有「人為」因素，他們認為是機件出毛病，而把錯誤推給了正副機長。看完這篇報導，我才得知的確是「劫機」事件。這件慘劇是在民國五十三年發生的，我在五十七年被誣告入獄後，竟有謠言把這件事加在我身上，說是我去送了炸彈到飛機上，我因此揹了幾十年的冤枉，比十年牢的冤枉還嚴重。我把這篇報導抄下來，印在我的這本回憶錄裡，起碼使罹難者的後代們能明白的父母也是冤枉死的。

一九六四年初，第十一屆亞洲影展在台北舉行，亞洲各國的影劇界佳麗及遠道由好萊塢的影星威廉荷頓，都聚集在剛完工的台北市立體育館裡面，來慶祝這每年一度的影劇界盛事。

那次的影展，對於正在從事經濟發展的國民政府尤其重要，因為藉著這個機會，國府邀請到了馬來西亞的華僑富紳陸運濤夫婦，他們將以馬來西亞代表團團長的身分率團前來台灣，在影展過後將會和政府有關部門商談在台灣投資的事宜。

六月十八日晚上影展結束之後，各國與會人士在第二天就開始了觀光活動。陸運濤夫婦一向對中國骨董相當有興趣，因此決定了趁這個機會前往台中的故宮博物院（編按：故宮最早期置於台中）參觀。

本來影星威廉荷頓也決定了一道前往，但是臨行前，行政院新聞局通知已安排了十九日到花蓮參觀的行程，所以陸運濤夫婦及隨行的幾個人就更改了行程，隨著新聞局的安排前往花蓮參訪。

威廉荷頓因為已經決定二十日返美，所以就沒有跟著大家到花蓮去，而於十九日當天按照原計畫前往台中，他的臨時脫隊，雖然讓他失去了觀賞太魯閣附近鬼斧神工的天然景觀，但是卻讓他躲過一場生死大劫。

二十日上午，陸運濤夫婦及台灣製片廠廠長龍芳、國泰電影總經理夏維堂，在台灣省新聞處長吳紹璲及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廳耀奎的陪同下，搭乘民航空運公司的第一班環島班機前往台中。出發前他已在圓山大飯店訂下麒麟廳及金龍廳，預備當天晚宴諸包括行政院長嚴家淦在內六百多位貴賓。

就在陸運濤夫婦飛抵台中的時候，遠在澎湖的民航空運公司辦事處裡出現兩個要訂購機票前往台北的旅客，其中一位是三十八歲的海軍中尉曾晹，另一位是四十八歲的海軍退役軍官王正義，他們指定要購買下午經台南、台中，前往馬公直飛台北的班機機票。

那時因為空軍每天都有一班交通機回馬公直飛台北，軍人及榮民都可申請免費搭飛機，因此當民航公司售票處的職員見到曾晹告訴售票處的小姐，他曾搭過空軍的交通機，但是覺得坐起來不舒服，同時太吵，所以想換民航公司的飛機來坐坐。

售票處小姐聽了之後，建議他搭由馬公直飛台北的DC-4大型客機，那型飛機比環島班機的C-46型飛機更舒適，同時也不需經過台南及台中，可以早一個小時到台北。曾晹聽了之後改口說，他們要順便到台中去辦一點事，所以環島飛機雖然慢，但是剛好合適。　　售票小姐提醒他們，飛機在台中只停十多分鐘，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們去辦事。但是這回曾晹就沒理會售票小姐，只要求趕快開票。　　擔任那架環島班機的正駕駛是林宏基（空軍官校第二十四期），副駕駛是龔慕韓（空軍官校第十期）。　　那天，那架飛機在台中落地後繼續起飛，在台南上下旅客後，又跨海飛抵澎湖。在那裡飛行員及空服員們下機休息，下午兩點鐘再起飛循原路飛回台北。　　下午一點半鐘，曾晹及王正義兩人在機場隨同其餘的二十六名旅客依序登機。當時機場裡並沒有金屬偵測器的設施，對旅客登機前也沒有搜身的步驟，但當時在機場協助旅客登機的一位民航職員卻清楚地記得，曾晹及王正義兩人都拿著一本厚厚的英文書籍。　　飛機經台南飛抵台中後，曾晹及王正義兩人並沒有隨著下機的旅客下機去辦事，飛機也在陸運濤眾人登機後隨即起飛。　　當那架C-46由台中水湳機場起飛之際，剛好有一架空軍救護中隊的直升機，在附近由北往南飛。那架C-46起飛之後爬到一千多呎高度的時候，突然轉向往南飛去。這個突來的動作，引起了直升機飛行員的注意，因為附近並沒有高山，同時也沒有其他飛機在附近，沒有轉向迴避的理由。　　那架飛機往西飛了一會兒之後，又猛然地轉向北飛，然後就在直升機飛行員的目視之下，那架飛機緩緩地右轉，最後在台中神岡鄉附近墜地爆炸。　　當時那架直升機飛行員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象，他一方面向戰管報告目擊民航機失事，同時馬上轉向失事現場，將直升機落在飛機殘骸附近，希望能發現一些倖存的人士。結果發現，現場唯一存活人士是一名地面的小男孩，他被飛機爆炸的破片擊傷，除此之外，飛機附近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　　飛機失事的消息傳到台北之後，政府當局在震驚之餘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那麼巧會是那架飛機？」繼而根據直升機飛行員的證詞，更是讓有關當局覺得這不是一件單純的飛機失事，因此在民航機展開失事調查之際，情治單位也開始朝著人為破壞的方向展開調查。　　但是在當時威嚴情況下，這種公然向社會秩序挑戰的行為是絕對不可向大眾宣布的，所以當時媒體上並沒有報導這方面的調查情形。　　當時情治單位最早的調查方向，是針對一些本來預備搭乘這架飛機，但在最後一刻更改行程的人，它包括了本來該在這架飛機上執勤但臨時找人代班的一位空中小姐，一位申請到台中的免費來回機票，但只坐了單程，回程卻改坐汽車的民航空運公司職員，及一位在登機之前臨時決定退票的商人，但這些人經過約談之後，證明沒有任何嫌疑。　　當時在失事現場處理飛機殘骸及罹難者屍體的有民航局、民航空運公司及警務處等單位，同時因為那家飛機上有許多美軍顧問團的人員，美國大使館派出駐華空軍武官參加失事調查工作。　　也就是那位美國空軍武官，在失事現場殘骸中，發現了一本厚厚的美國海軍雷達手冊，他順手撿起來一看，卻發現那本書的中間挖空成一把手槍的形狀。這個發現非同小可，附近的幾個記者正想拍照存證，但是馬上被現場的治安人員制止，並將書收走。然而《聯合報》的記者卻在書收走之前搶先照到了一張照片，並在第二天獨家將那張照片刊出。　　發現那本挖空了的雷達手冊之後沒多久，在駕駛艙附近的殘骸中就發現了一把四五口徑的自動手槍。找到手槍的同時，飛行員林宏基的屍體也被從殘骸中挖出，他的面頰右邊有一個小洞，左半邊的臉已被炸掉一半。當時因為失事現場到處都是殘缺不全屍體，所以一開始現場人員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只是後來驗屍時發現。林宏基右臉的小洞有強烈的火藥反應，證明那是在近距離遭槍擊的結果。　　另外，駕駛艙內也發現了一件撕爛的卡其布上衣，上面有著海軍中尉的肩章，根據衣服撕裂的情形判斷，那是在劇烈的扭轉打鬥時被撕爛的。　　由於飛機是在向右傾斜的狀況下撞毀的，所以坐在駕駛艙右座的副駕駛龔慕韓所遭受的撞擊力最大，他的屍體也是支離破碎得無法辨認，僅憑袖口上的三條金線（副駕駛的階級識別，正駕駛是四條四線）來辯證他的身分，後來他的屍體火化後，在骨灰當中曾發現一枚類似彈類的金屬。　　當飛機的左發動機被吊起來之後，在下面發現了一把四五口徑的自動手槍，同時也發現了另一本雷達手冊，同樣也是在中間挖空成手槍的形狀。那兩本手冊都有澎湖海軍第二造船廠圖書館的借書卡，借書卡上顯示手冊都是由曾晹在一星期前借出的。而現場所發現的那兩把手槍上的序號，也證明了那是由海軍第二造船廠的軍機庫中所偷來的。　　由這許多的證據看來，很明顯地是曾晹及王正義兩人企圖將那架飛機劫往大陸，但在駕駛員拒絕合作的情形下，持槍將正副駕駛槍殺，然後在飛機無人控制的情況下撞地失事。　　真相雖然已經大白，但是這個殘酷的事實卻讓當時的政府當局頗為頭痛，正為當時正在威嚴期間，這種觸動人心的新聞是無論如何不能公諸於世的。　　失事現場雖然有許多新聞記者在場，但是除了《聯合報》在失事第三天曾刊出那張被挖空的雷達手冊相片之外，沒有一家報紙敢直追猛追地詢問飛機失事的真正原因，只能捕風捉影去揣測，對於劫機這種敏感話題更是沒人敢提。　　由於《聯合報》曾刊出那張被挖空的雷達手冊相片，警務處長張國疆不得不在立法院質詢時，承認失事現場曾發現兩把手槍，但是他強調該把手槍驗不出曾經發射過痕跡，因此無法證明手槍與飛機失事有任何關係。　　主持失事調查的民航局，也在保全政府威嚴的前提下，極力否認有劫機的情形，並一直將失事責任推在民航空運公司身上，就連飛機失事報告上也是說因飛機發動機故障，同時飛行員操作不慎，才引起飛機墜毀的慘劇。　　當時民航空運公司裡的員工都知道飛機是在劫持狀況下墜毀的，但是在威嚴情形下，誰也不敢公開表示異議，對於台灣政府將飛機失事的責任推給公司美籍員工，尤其感到氣憤，他們甚至曾上書美國國務鄉魯斯克，希望美國政府能出面說一些公道話，但是美國務院卻勸民航公司最好顧全中美友好關係，以大局為重，不要在飛機失事的問題上再做文章。　　據曾在民航公司擔任副駕駛的張崇斌先生（空軍官校第十八期）回憶，陳香梅女士——民航空運公司創始人陳納德將軍的夫人——當時也出面勸公司裡那些美籍職員不要再在這件事上興風作浪，因為公司日後需要台灣政府協助的機會還很多，真為這事撕破了臉，對雙方都沒好處。……　　轉眼之間，這種飛機失事的慘劇已是四十三年前的往事了，當時因為這是台灣民航界第一次的重大飛機失事，所以許多人對它印象非常深刻，也同時因為那張挖空了的雷達手冊相片，更有許多人始終不相信那是一單純的機械故障而引起的飛機失事。而我在最近讀了當年民航空運公司美籍飛行員Felix smith回憶錄，及訪談了原來在民航空運公司擔任副駕駛的張崇斌先生之後，這些多年來的疑問終於有了答案。　　曾晹及王正義兩人在當年威嚴期間會挺而走險持搶劫機，一定有他們的理由。選定陸軍濤所坐的那架飛機，無非也是想到用他為人質，以便劫機不成可以利用他來作為談判籌碼。但是沒想到，空軍出身的兩位飛行員在多年來漢賊不兩立的教條薰陶下，竟寧死也不肯飛往大陸敵區，在這種情形下，曾晹及王正義只有選擇同歸於盡的路子，全機四十六人就都成了這場悲劇中的陪祭。　　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如果那架飛機真的被劫持到大陸，那對國民政府的衝擊絕對比摔掉那架飛機來得大。所以一直到十年左右，華航的班機上一直帶著便衣安全人員，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劫機行動中，空安人員還真的用槍將劫機者擊斃。後來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才開始取消空安人員，並告訴飛行人員，在有人企圖劫機的情況下，應以全機旅客的安全為重，不要做無謂的抵抗。　　陸軍濤等四十餘名旅客雖然死得悲慘而冤枉，但這畢竟是命運使然，而為了國家的顏面，硬將這個慘劇的責任推到民航空運公司身上，卻也有失厚道，尤甚是在失事報告中指責兩位殉職飛行員操作不當，更是對死者不敬。在這飛機失事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在此將這件事情的始末寫出，也算是替他們平反這三十餘年來的冤屈。　　在王立楨的這篇報導中，還登載了正駕駛林宏基夫婦的照片，以及民航機C-46的外貌。抄寫這篇報導，使我手酸頭疼，又可非寫不可，因為在我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遭害後有關我的謠言很多，有的報上登了我已被槍決的消息，有的還說我是中廣公司副總經理李荊蓀的太太（他是同年被誣告的），我是他的領導者，但是最可怕的是說這次的墜機慘劇是我送上飛機的「炸彈」！墜機事件是在一九六四年發生的，我被誣告為叛亂犯是在一九六八年，兩個事件相隔四年，假設我真有本事如此厲害，那情治單位能讓我活著嗎？　　飛機上四十幾位有名之士，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冤枉死了，這篇報導正可以明白真相，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向大眾聲明：「那不是崔小萍幹的！」　　還好，我寫在這本回憶錄上，但是，這兩件大事，卻不是回憶錄能洗刷冤枉的。

去意識形態 想想國家遠景吧【2008/02/01 聯合報】

【聯合報╱黃益盟／公（屏縣鹽埔）】

如果不健忘，應該還記得一月十三日民進黨敗選的隔天，謝長廷向人民道歉，並說他會徹底的反省，傾聽土地的聲音；如果百姓還記得，謝長廷也說，他不挑起族群對立，不操弄意識形態。

這幾天幾乎讓人民看到作惡的「綠卡」議題，當所有媒體跟著謝長廷炒作綠卡時，或許這是謝陣營最得意的時刻，因為這會傷到馬英九對本土的認同，也會讓人質疑馬英九不「愛台」，進而激起泛綠與本土意識的危機，達到擴大基本盤的效果。

自二千年以來，民進黨不斷地以「本土意識」、「族群認同」、「愛台賣台」等意識形態來操弄選舉，邊際效用遞減，這種方法久了，會讓中間選民厭惡。同時綠卡的風波，竟然只在「有或曾經擁有」或「主觀的認定有效」上打轉，更讓人民深覺無聊至極。

回過頭看所謂的反省，ＣＥＯ組閣不了了之，總統退回內閣總辭，破壞憲政體制，全國人民最期望下台的新三寶繼續留任，更補一堆剛被人民用選票否定的立委入閣！反省在哪？結果把所有敗選的原因，歸咎於「單一選區兩票制」，因而提出釋憲，輸不起不打緊，對得起不敢公開又意有所指挺謝的李遠哲與林義雄這兩位？

反省，就不要只搞選戰策略，只弄烏賊戰術，回到國家遠景與公共政策議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