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孫運璿 想我們這一代（摘自商業周刊第 953 期)

本篇文章摘自：商業周刊第 953 期
作者：金惟純

這一代佔盡了便宜，搶足了機會，誤盡了大事，我們應該向孫運璿那一代說謝謝，向下一代說抱歉，懇求他們再給我們機會，完成這一代應有的任務。

孫運璿走了。我和他並不相熟。唯一的一次接觸是在十七年前《商業周刊》兩週年慶，我們以「薪火相傳──再造台灣經濟奇蹟」為主題，邀請他擔任貴賓，他欣然接受。當他坐在輪椅上蒞臨會場，兩百餘貴賓掌聲如雷、列隊致敬，感人的場面讓我動容。

雖然如此，當年三十餘歲的我，對「台灣經濟奇蹟」，對「孫運璿」，只能說有概念，稱不上什麼深刻的體會。時隔十七年，他過世，反倒令我感慨萬千。

我想到孫運璿那一整代人，想到我自己所屬的這一代人，想到兩代人給台灣帶來了什麼，覺得不吐不快。孫運璿與病魔纏鬥二十餘年，成為他那一代最後殞落的巨星，是不是就是為了帶給時代這樣的省思？那我們怎麼能不想想呢？

當壯年孫運璿在台灣荒山野地建電塔時，正是如今掌權的戰後嬰兒潮出生之日，而我忝為其中之一。我們這一代，從小對他們那一代敬而遠之。因為他們通常很嚴肅、很威權、甚至無趣；他們常告訴我們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卻又說不出什麼精彩的道理，總是老生常談。在家庭如此，在學校如此，在工作場合如此，在政治、社會上仍然如此。

因此，很自然的，我們這一代成長於承平時代的戰後嬰兒潮，就成了或隱性、或顯性的叛逆小子。在我們的青年時期，心中的英雄從不是上一代，多半不是古人、就是外國人。我們甚至認為，我們的上上代，也比上一代精彩氣魄得多。我們既然認為他們拘謹、威權、無趣，當然也很容易忽略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等我們這一代在抗爭和機巧中奪到了權，為了凸顯自己的正當性和優越性，更輕易的給他們戴上「威權少數統治」的帽子，找幾樁他們曾經犯過錯的事件，就準備這麼蓋棺論定了。

但孫運璿卻掙扎著活到了九十三歲才走，在我們這一代掌權卻一事無成的此時此刻，以他的死來提醒我們，他們曾經是如何的艱辛奮進、如何的無私無我、如何的高瞻遠矚；提醒我們，他們原來做了那麼多，卻取了那麼少，省吃儉用的都留給了我們。

孫運璿們的那一代，也是被壓抑的一代。他們的上一代是革命元老，下一代是青年才俊。他們青年時期在戰火動盪中度過，要靠辛勤恭謹熬到老才出頭。然而，台灣卻在他們手中脫胎換骨。他們創造了經濟奇蹟，讓數百萬家庭脫貧進入小康；他們甚至在臨退場前，還推動著影響未來二十年的前瞻規畫。從其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是誰？正是如今當權的戰後嬰兒潮── 我們。他們的付出，使我們能在安定中成長、有機會受教育，在高成長經濟背景下就業、創業、累積財富、成就自我，甚至壯年掌大權，成為史上少有的幸運一代。

其實他們也可以不如此。不是說威權體制嗎？連殺人都可以，貪污有什麼不可以？炫耀有什麼不可以？人格破產有什麼不可以？奢華享受有什麼不可以？短視近利有什麼不可以？不是許多威權主政者都這麼做嗎？然而，他們那一代的在上位者卻沒有這麼做。沒錯，基於許許多多的時空條件因素，那一代是威權的一代，但他們卻在威權的框架下努力少犯錯誤，努力的多做對的事。持平的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活出了威權體制的某種典範。因為他們心中有國家、有人民，並以下一代的福祉為念。

我們這一代呢？我們平均教育程度比他們高，機會比他們多，日子過得比他們優渥，但這究竟是因為我們的優秀，還是因為他們的奉獻？我們自豪於衝撞了他們的威權，催促了民主提前到來，並使自己成為最大獲利者。我們弄出了「本土」概念，當然也有助於自身提前掌權。除此之外，我們還做了什麼？我們能讓下一代更優秀嗎？機會比我們更多嗎？日子過得比我們更好嗎？或者，更簡單的比照上一代的標準，我們活出了民主體制的某種典範嗎？

這答案不用問別人，問我們自己就知道了。當然，我們這一代還沒蓋棺論定，說不定還有十年，還有許多事有待成就，我們的時間還不夠。那麼，就該再問問，我們的價值觀、人格和見識，是不是可能成就大事？我們心中有國家、人民嗎？我們處處以下一代福祉為念嗎？如果我們這一代的掌權者，心中只有權力，沒有是非和責任，那麼，是誰拱著他們出頭的？是誰縱容他們可以這麼做的？這責任，難道不是我們這一代必須集體承擔的？

答案很清楚，迄今為止，我們這一代是佔盡了便宜，搶足了機會，誤盡了大事的一代。我們應該向孫運璿那一代說謝謝，表示懺悔，然後改過自新；我們應該向下一代說抱歉，懇求他們再給我們機會。我們應該繼承上一代傳下的薪火，完成我們這一代應有的任務：再造台灣經濟奇蹟，樹立民主典範。

頂多只剩十年了。如果從現在開始，我們能讓自己這一代真正優秀的好人出頭，也許還有機會。如果我們立即這麼做，也許我們之中有人能活到九十三歲，當他去世的時候，能讓下一代人由衷的紀念他，並且想起我們這一代曾經共同成就的事，為他們而做的事。要不然，我們一定會面對後代的質問：那時候，你在做什麼？